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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高等教育70年十人谈(笔会)
        2019年10月04日 07:30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3期 作者:张应强 邬大光 等 字号
        关键词:高等教育发展思想;高校内部管理模式;教育家办学;院系设置调整;“双一流”建设

        内容摘要: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在国家层面的思想上体现出从以政治建设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终指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特征;在大学和政府关系上表现为自主性从失落到逐渐回归;在高校内部管理模式上从管理向治理转变。

        关键词:高等教育发展思想;高校内部管理模式;教育家办学;院系设置调整;“双一流”建设

        作者简介:

          特约主持人:张应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语: 70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走过了一条非同寻常的发展道路。从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到60年代初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从“文化大革命”10年的陷落到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从80年代的“改革和开放”到如今的世界最大高等教育规模:这其中,既有骄人的成就和成功的经验,也有曲折的经历和令人遗憾的失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在本期《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特开辟“中国高等教育70年十人谈”专栏,邀请我国十位知名高等教育学学者,从不同角度畅谈中国高等教育的70年。回顾过去,总结得失,展望未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鉴往知来,我们只有真切地了解我们是如何一路走来,我们才能更明确地看准我们将走向何方!  

          摘要: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在国家层面的思想上体现出从以政治建设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终指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特征;在大学和政府关系上表现为自主性从失落到逐渐回归;在高校内部管理模式上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吸取70年的经验教训,未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需注意以下方面:走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双重藩篱,提升自身的成熟度和主体性;扎根中国大地,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优秀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加快推进大学校长专业化进程,实现“教育家办学”;继续探索较为理想和具有示范效应的院系设置模式;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还要支持和鼓励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注意淡化“排名”和“一流”在政策目标中的重要性,最终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关键词:高等教育发展思想;高校内部管理模式;教育家办学;院系设置调整;“双一流”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9)03-0022-29

          DOI:10.19563/j.cnki.sdjk.2019.03.002

          从以国家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

          ——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张应强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对高等教育思想的两种理解

          讨论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演变,首先面临一个前提性问题:国家有高等教育思想吗?

          一般说来,思想是人的思想,思想具有属人性。因此,我们常常研究教育思想家的教育思想,如研究马克思、孔子、康德、杜威的教育思想等;也研究教育学家的教育思想,如研究夸美纽斯、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学思想等,还研究存在主义、永恒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教育思想和理论流派的教育思想。毋庸置疑,这些都是研究人的教育思想的。但这种教育思想研究,主要是立足学科或者学术领域来研究的,因此可以称为教育学术思想研究,其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为高等教育学术思想研究。那么,国家是否有高等教育思想?如何理解国家的高等教育思想呢?

          教育是一个多义性概念。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成为国家的一项社会事业。尤其是在教育制度化以后,教育的社会事业特性得到极大凸显。潘懋元先生正是根据现代教育的这一特点,提出了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特别是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揭示了作为一项社会事业的教育,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关系。因此,教育思想也就不只是人(思想家、教育学家、学者)的教育思想,还有国家层面的教育事业发展思想。进一步考察还可以发现,凡是与国家事业和意识形态高度相关的学科领域,都会有学者层面的学术思想和国家层面的发展思想。如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新闻学等大概属于社会科学一类的学科,都兼具学者层面的学术思想和国家层面的发展思想。而语言学、历史学、文学、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则主要以学者的学术思想及其学派思想为主。教育学的特殊性在于它兼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双重特性,因此,在教育思想领域,既有学者层面的教育思想,也有国家层面的教育思想。并且相较于其他学科领域,这种兼具学者的教育思想和国家教育思想的特点尤为突出。

          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宏观上的高等教育发展思想,主要回答为什么发展高等教育(发展目的)、发展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怎样发展高等教育(发展方法论)等问题;二是微观上的人才培养思想,主要回答培养什么人(培养目标)、怎样培养人(培养方法)、为谁培养人(培养目的)等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特殊起源,决定了国家高等教育思想的优先性。从现代化角度来看,我国自1840年之后所采取的是一种后发赶超型现代化模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并不止于发展知识和培养人才,其根本目的在于富国强兵、抵御外侮、振兴国家,以应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派遣留学生、书院改学堂、兴办洋务学堂、建立近代师范教育体系等,都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导之下的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现代化行动。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高等教育要实现赶超,必须有统一和坚强的国家意志以及强有力的政府来凝聚全民族的共识和力量。另外,我国具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传统,历来高度重视教育的政治性功能。因此,我国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思想总是具有某种优先性。这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学者层面的高等教育思想与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思想是可以相互支持和相互转化的。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思想的确立就吸收了学术界的高等教育思想。恢复高考制度、“重中之重”建言、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大众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等,这些都是首先在高等教育学术领域产生的高等教育发展思想,最终转化和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思想。

          二、7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思想的三个阶段及其特征

          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及其特征的概括总是涉及方法论问题。历史阶段首先是一个时间性概念,但时间有物理时间与文化心理时间之分,物理时间是普遍性的,而文化心理时间是有文化差异性的。因此,时间往往具有很强的文化价值性甚至政治性意义。而对于不同历史阶段特征的概括,涂又光先生所采取的方法论给我们以重要启示。他在论述中国文明时说:中国的文明,自上古直到19世纪末为人文阶段,20世纪为科技阶段。这两个阶段都各自同时存在人文与科技,只是在人文阶段重人文轻科技,在科技阶段重科技轻人文。现在正在迈入人文与科技统一的新阶段。[1]这就是说,对70年中国高等教育思想的阶段划分和特征概括,必须在各阶段最典型特征的基础上做出概括,而各具体阶段的特征往往也会包含其他阶段的某些特征。基于这种启示,我把70年中国高等教育思想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概括其典型特征。

        作者简介

        姓名:张应强 邬大光 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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